」 這群鯨豚原有11隻虎鯨、90隻白鯨。
這時我想：等一下，我一直認定行基菩薩像是在近鐵奈良站東側才有，該不會西側也有一尊行基菩薩像吧？我急忙跑到西側確認，不過當然沒看見行基菩薩像，只好一面走回東側，一面納悶：「為什麼會這樣？」最後，我一直等到七點半才罷休。」突然開門見山丟出直球，很傻吧。
那個女生才念國中而已。各位讀者心中是否也有這種「紀念物」呢？對我來說，這喚醒青春酸甜回憶的紀念物，就是近鐵奈良車站前的「行基菩薩像」。但是過了十分鐘、二十分鐘，她依然沒有出現。」我：「那就約五點，在行基菩薩像前面好不好？」她：「這時間應該沒問題。假如沒搭上這班電車就要遲到了，於是我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上了車。
沒想到她卻抬起頭對我露出笑容，我見狀立刻乘勝追擊。」即使被他們封為蘿莉控也不奇怪，但是我始終無法澆熄心中那把愛火，終於決定向她告白。他在本片的演技，使他成為美國影史最重要的男演員之一。
如果說《小丑》因為劇情太詳盡，使得瓦昆的演技像是鏡子一般，映照出人物該有的性格。內容陰鬱，展現人性的貪婪與醜惡面，片子沉重，讓人喘不過氣。而他在片中的表現，也勝過《小丑》。本片跟《黑金企業》相同，時間流的進行採取文學手法。
特別的是，片中菲力普西蒙霍夫曼對瓦昆菲尼克斯進行心理諮商，教主本來只是想賣弄自己的邪教手法，想要操控佛萊迪。這點讓他加入教派，但他並沒有從教義中獲得救贖，反而讓他的問題變得嚴重。
也就是說，表演上可說更自然，也更難做到。他並無各大宗教教主的崇高無私與超然性。具有精神疾病，但又似乎是童年創傷或因為講話常與無論次，無法融入社會所造成。在這條主線中，菲力普西蒙霍夫曼作為一個教主，有自己的侷限。
電影敘述美國新興宗教山達基的成立。他看起來以偷拐搶騙維生，沒讀過什麼書。透過菲尼克斯的自我放逐，來看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一整個世代人心的墮落與虛無。他的軟弱與虛無，正與菲尼克斯作對比，菲尼克斯也是因此才無法獲得救贖。
只是略帶妖氣的眼神，讓他的電影角色總帶著情緒創傷，沒幾個是完全正面的人物。如果要找出他的代表作，與其選《小丑》，其實《世紀教主》更能展現他為何善於飾演內心有陰暗面的人物。
Photo Credit: The Master (2012) IMDb瓦昆菲尼克斯的童年可說驚悚，他的父母曾加入美國的邪教，同為明星的哥哥童年即被教團性侵，後來英年早逝。一年內的事情可能用佔用全片一半片長，10年20年後的部份，只佔10分鐘。
如果不是導演的文學手法並非是電影藝術表現的理想手法，《世紀教主》應該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電影。電影由患有精神病的菲尼克斯出發，來看一個主張透過催眠，探詢前世今生記憶，並以自創的醫療方式，來求內心平靜的教派。重點在主角的心理衝突，而非情節的交代。導演從頭到尾都沒有詳述新興教派的歷史意義與社會衝突，所有的內容與外界觀點都是模糊的，焦點卻因此聚焦在教派內的人物上，突顯出脆弱的心靈狀況。這也左右了故事的進行，教主與佛萊迪才會成為亦友亦徒的關係。瓦昆在這一段的表現，足以名留影史。
以美國山達基教為背景的《世紀教主》，也讓瓦昆能以一個與身世背景相近的題材，讓他拿下首座影展影帝的殊榮。美國的世紀名片《第22條軍規》也探討同樣的荒謬以及世代虛無，但其中的演技卻沒有菲尼克斯來得吸睛
日常生活的挪用無傷大雅（人們常說，成長過程中，誰不曾經歷大大小小的創傷？），但當涉及描繪暴力加害者與受害者心理狀態時，最好盡量避免概念的混淆加深了細緻現象區分的難度。無論如何，掩埋過去向前（錢）看，並不是最好的解方，只要不被記得、銘印，被潛抑、過不去的過去，將不斷如鬼魅般復返，縈繞生者，無法安寧。
而在集體層次，則可能顯現為彼此對立而難以理性溝通的（僵化）政治立場，最終讓社會成員之間，國家與人民之間，都難以形成持續的信任關係，這將干擾自由人權價值的維繫與民主的深化。文：彭仁郁這陣子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驚悚電影《返校》紅遍台灣，上映十六日票房已破二億，一舉突破了台灣轉型正義推動二十年來累積的稀薄同溫層。
心理創傷的概念自19世紀末出現開始，定義不斷被修正、補充。在此無法探討創傷概念發展史，在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統計與診斷手冊》中，PTSD最特別的地方是，異於其他以症狀本身作為分類基準的精神疾病，它須以確實經歷創傷事件作為診斷的先決條件。惟擔憂讀者發生誤解，以為我將責任推給可能出現失憶現象的受害者，事後在個人臉書上補充說明：不論是對於加害者或是受害者（含家屬），回憶創傷場景都可能引發極大的焦慮和恐懼，因而可能抗拒回憶。就在還來不及抽空觀影之前，BBC中文記者已來信邀訪，希望我針對那句被瘋狂引述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提供專業意見，說明加害者或告密者拒絕想起過往的心理機制。
（2019/9/27）後來終於找了時間進戲院補課，趕上熱潮。不怕惹眾怒，平時偏愛小眾藝術電影和深度紀錄片，與恐怖科幻特效類型無緣的我，看完十分悲傷於自己的無感，彷彿完成該做的功課，幾乎是為了聽雷光夏的光明之日才待到最後。
（這前言也未免太長）「我也有創傷，來幫我療癒一下……」創傷概念已經進入日常生活語彙，而且幾乎已經成為所有心理痛苦或苦惱的代稱。在個人層次，回憶與遺忘的內在張力，可能外顯為種種身心或精神症狀。
因緣際會下，這些年有幸深淺不一地接觸到多位二二八遺族、白色恐怖受難當事人與家屬，每每被她／他們親身經歷的歷史真實震攝到無法言語，以致無法被電影情節的設定和鋪陳說服。有些關係的轉折和橋段的安排過度刻意，尤其劇末懺悔、和解、贖罪那一幕，實在過度理想化和撫慰人心。
但愈是如此，愈讓人擔憂，娛樂喚起的啟蒙效力能夠持續多久？觀眾走出戲院時所獲得的寬慰與希望感，會不會令大家產生威權統治遺留的不義已被解決的錯覺？誤以為現實生活中的加害體制不同層級的參與者就此被鼓勵展開自省、勇於認錯道歉，那麼是不是只要受害者願意原諒，台灣社會就可以進入和解、相互扶持的光明未來？我想這是所有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們的終極渴望。這是業界常見現象，不足為奇。1980年代至今，精神醫學對於創傷的主流定義大致圍繞在：個人經歷了超越一般日常可預期的生死交關事件（這個定義後來被提出長期重複性的創傷事件挑戰，參見Judith Herman的《從創傷到復原》，左岸文化，2018），隨後又修正為，個人自身經歷、或目睹重要他人經歷生命遭受嚴重毀傷或威脅所導致的負面心理效應，如創傷記憶的反覆侵擾、對任何引發痛苦聯想事物的迴避、情緒與認知的負面改變、過度警覺等，其程度已達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功能。這篇文章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評論這部電影，敝人也欠缺影評素質。
能促使過去威權統治政黨繼承者終於起身反思（姑且不論到什麼程度），實乃民間開啟、官方接力的轉型正義工程多年來望塵莫及的無量功德。我當時坦言，雖然讀了幾篇不同程度劇透的網路文章，只能根據自己的臨床研究和實務經驗作答。
以我在白色恐怖有限的臨床經驗，不論是受害者或加害體制參與者的後代，都可能因為未決的正義和無人承擔的罪惡感，造成不同程度的身心症狀。揭露、訴說和面對，傷痛和罪惡感，都才有獲得轉化的機會。
這樣的普及化現象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我講話真的像個老人了，嗚嗚～），就像所有普及化的學術概念，容易發生被過度挪用、甚至誤用的問題。但我們距離電影結局所遙指的那一步，還很遠很遠。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